吃的记忆像城楼一样古老

永定门的吃喝杂忆

　　百姓的日常生活通常是从吃喝开始，永内马路两旁有两三家饭馆，喝酒吃饭都很方便，早点铺有切糕、盆糕、面茶、豆浆、杏仁霜、炒肝、油饼、火烧，像糖饼、焦圈、烙饼、芝麻酱烧饼等整天不断，还有各种小吃，很是方便。即便如此，当时能常常光顾酒馆、饭馆的人也不多，去的也是一些家境比较宽裕的人。

　　说起牌楼夹子里边有一水井，专供永内各户吃水，送水人多是山东人，谁家水缸里水少或者没水进门就倒，后在门口画“正”字月底算账，一个月花不了多少钱，可是它们均是苦水，只能用来洗洗涮涮。特别是老年人有早起喝茶的习惯，沏茶用的甜水要到西坛筒子去打，在先农坛坛墙南面，大约距西坛根50米的地方有一眼井，井口不大，上面盖一旧磨扇，中间有一个30厘米口子，只能用小桶慢慢打上来再倒到大水桶担回家，这是甜水，专门用来沏茶。

　　先农坛东门外路北有一眼水井，外面有一大水槽子及水桶，专供送菜的上水，卖菜的把水往菜上浇，浸湿的菜显得干净、鲜嫩，上过水后拉到天桥批发市场去批发，蔬菜既新鲜又占分量，用这方法多点收入贴补家用。

　　永定门内没有

四合院，只有几家像样的高大门楼和高大瓦房，其余都是低矮平房，居住的绝大部分是赶大车的、拉洋车的、蹬板儿车的等卖苦力的劳动人民，可是住在大杂院里人与人之间关系都非常融洽。那时出门都不用担心锁门，街坊们都会互相关照，谁家出了什么事情大家共同商量，互相帮助，诸如借个柴火煤炭、油盐酱醋的小事就更不必说了，大家不分彼此，亲近得就像一家人。

　　永内街道不长，路面狭窄，在我记忆中有两次拓宽马路都是拆掉西侧房屋。在旧社会交通方面只有一辆8路有轨电车，由永定门往北到天桥，共有永定门、体育场、南纬路、天桥4站，这便是南城所谓的公共交通。交通方便是在解放以后，特别是拆除城楼城墙，马路加宽车辆增多，真正实现四通八达。除了电车还有人力车，拉洋车的多是从车厂子租车，自己有车的很少。永定门脸有两家洋车厂子，牌楼里边有一家，永内大街路西有一家，共有60辆左右供穷人拉车，车厂子收取车份儿。类似《骆驼祥子》里刘四爷、虎妞儿干的行当，待人很是严厉。

　　永定门大街路西有一家中西医结合的“刘达仁诊所”，老先生既治病又卖药，医术高超，生病了求他看看，给点小药吃了就好，得到广大平民的信赖。这家诊所的招牌直到上世纪80年代初还挂在路边，后来随着社会的变迁，刘达仁诊所也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，可我总能在不经意间回想起老先生看病时的情景。诊所对面便是“永定门小学”，这所学校成立多年，附近居住的孩子大都在这里读小学，直到上世纪50年代初，由于行政区划的重新组合，永定门小学与其他学校合并，校名也就从此消失。

　　顺先农坛东门向北直到南纬路南(现在天桥商场)天天倒垃圾、炉灰，多年来越倒越多、越堆越高，竟比先农坛坛墙还高，并逐步向南迁移。多年前这个地方就是个杀人刑场，遇有警察从北到南一个挨一个的站岗，不多时被执行犯就会来到，行刑后，死者有人认领就由家人拉走，没人认领的，由专人将尸体从天桥拉到城外掩埋。

　　据当年老人讲，永内大街虽说不长，在“七七事变”以前商业很是红火，进城卖蔬菜、水果的老农络绎不绝，一年四季都有干鲜果品送往批发市场，农民们卖掉这些“经济作物”，换回些日常生活必需品，如米面杂粮、油盐酱醋以及添置些牲口用具，商品交易常年不断。

　　日寇占领后市面萧条，生意一年不如一年，到吃混合面的年代粮店也无粮卖，人们终日饿着肚皮度日，日寇投降后

国民党来了，在人民中有一句口头禅:“想中央盼中央，中央来了更遭殃。”物价一日三涨，依然食不果腹，到后来发放配给证，手里拿着配给证依然买不到粮吃，真是苦不堪言。

　　解放后粮食仍控制在私人手里，价格不稳，党为了人民生活安定，首先抓生活必需品，全市出现了消费合作社，为抑制粮油价格上涨起到了决定性作用。

　　解放后的北京，清除了多年积存已成高山的先农坛东墙外的垃圾山，环境卫生大大改善，建立了一条大街叫“光明里”，两侧建成规范的商店及住户，并于上世纪60年代在先农坛东门外北侧建起了简易楼房数座，切实解决和保障了百姓的衣食住行。

　　改革开放后北京建成现代城市，为重建中轴线最南端永定门城楼，国家拆除了永定门到南纬路两侧破旧低矮的房屋，露出了东西两侧坛墙。永定门城楼如今已经复建完成，再次呈现了北京旧城城市完整的中轴线，在改造后的大片空地上植树种草，建成大片绿地。经过清淤治理之后的护城河，碧水荡漾，整修一新的永定门城楼，与护城河水交相辉映，成为南城新的一景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