中国如何才能培养下一个“盖茨”

1967年，12岁的比尔·盖茨进入私立的湖滨中学。湖滨中学在1969年开设了电脑课。学校用拍卖学生家长赠物所得，租用了一个终端。因为这个契机，盖茨接触到了电脑，并且很快就表现出了编程方面的天赋。

1973年，盖茨考进了哈佛大学。在哈佛的时候，盖茨和中学校友保罗·艾伦，为当时出现的第一台微型计算机开发了BASIC软件。两年后，盖茨决定从哈佛大学退学，与艾伦一起创业。

比尔·盖茨和保罗·艾伦随后创办了微软公司。接下来的故事，是每个计算机爱好者都熟知的。1980年,IBM选择微软为即将推出的个人电脑提供操作系统软件。微软以5万美元的价格，从西雅图另一位程序编制者蒂姆·帕特森手中，买下了一个操作系统的使用权，再把它改写为磁盘操作系统软件（MS－DOS）。在这个基础上，盖茨领导研制出了各个版本的Windows操作系统。

在1975年及以后几年，我国计算机界在做什么呢？我们在集中力量，研制大型计算机，例如各种型号的“银河”机。这样做，当然也完全必要，这种大型计算机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体现。问题是到了1986年，在制定国家高技术发展计划时，对当时已表现出巨大生命力的个人电脑，我们却视而不见，把大量资金和人力投向当时日本人提倡的所谓第五代计算机，即智能计算机。其后果，使我国和日本，在个人电脑方面，都远远落后于美国。就在此时，在北京中关村里开始诞生了一批电脑组装商，由此产生了“联想(企业库 论坛)”、“方正”等一批电脑公司，但电脑的芯片和操作系统，还是掌握在美国人手里。到了上世纪90年代中期，我国计算机界一批有识之士，号召在开放的自由软件Linux的基础上，开发自己的操作系统。现在，虽然有了一定的成果，但毕竟为时已晚，无法从根本上动摇Windows操作系统的霸主地位。

为什么我们会错过像比尔·盖茨那样的成功机会呢？

实际上，在新技术方面能够领先发展的机会，是转瞬即逝的；而推动新技术发展的关键，却往往掌握在一些“小人物”手里。当时在哈佛大学退学的盖茨，在计算机权威的眼里，难道不是一个典型的“小人物”吗？当时，我国刚刚结束了“文化大革命”，科技工作还受计划经济的影响，国家在科技工作方面的重大投入，只有一些顶级科学家有话语权。这些大科学家，确实才智过人、经验丰富、贡献巨大，但毕竟不是神仙。我们关注发展智能计算机却错过了个人电脑的发展机会，不是说明了只靠大科学家，未必事事灵验吗？

实际上，技术发展史表明，自主创新主要靠科技界的“小人物”来推动。过去是如此，未来也是如此。但是，这些“小人物”目前在占用技术资源和享受技术话语权时，都处于弱势地位。所以，笔者呼吁，国家应制定向“小人物”倾斜的政策，包括风险投资的有关政策。在学术讨论中，还应该大力鼓励发扬技术民主，保护不同意见，不要对“小人物”求全责备。为鼓励“小人物”进行自主创新，还应当保持一个“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”和“说真话”的氛围，让一大批敢于提出新观点、敢于面对失败的创新型的“小人物”脱颖而出。创新文化的核心，实际上就是这种勇于追求真理的实事求是精神。这就是比尔·盖茨的成功，给我们的一点启示。